编者按：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1930－）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世界体系论”主要代表人物，现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社会学系教授兼该校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现代世界体系》（四卷）、《历史资本主义》、《否思社会科学》等。1993年，在葡萄牙古本根基金会的赞助下，华勒斯坦组织一批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杰出学者（其中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成立“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该委员会经过两年的紧张工作，写成《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该报告书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观点，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基本立场持明显的否定态度。此书已以近十种语言出版，很快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199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最近，高等教育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一、二卷）和《历史资本主义》（中英对照本）。另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老师布罗代尔的代表作《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
华勒斯坦在很多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持批判立场，因而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他“比马克思还马克思”。由于他的学术生涯起于对非洲问题的研究，所以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同情的理解，坚决拒斥学术立场和学术方法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看似是在少数几个国家最早建立起来的，但民族国家的疆界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容器。资本主义是跨越国界的“世界帝国”式的体系，包括非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属于这个“世界帝国”的版图，而通常所说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在这一帝国内部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和少数受益者。因此，“世界体系”是历史形成的，而且无法重演，因此核心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成为欠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前定模式。
华勒斯坦进而认为，起源于核心国家、已经制度化了的现代社会科学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片面概括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经验（其中必然伴随着忽略或排斥欠发达国家的社会历史经验）而成的，但他们同时声称这些偏狭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边缘国家应该像接受自然科学一样无条件地接受从这些核心国家输出的社会科学。由于“社会”这一概念是一个成问题的概念（“社会科学”的创立者眼中的“社会”是以国家地域为限、从世界体系中割裂出来的“社会”），所以这样的“社会科学”不可能不是偏狭和封闭的。对于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来说，重建社会科学是当务之急，而重建社会科学，首先必须打破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垄断，使社会科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随着中国近年来国力的明显增强，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社会科学本土化”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主张，后殖民论述被大量引进，有关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著作不断出版，“国学热”持久不衰。在这种情势下，华勒斯坦的学说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共鸣。为此我们发表几位学者评介华勒斯坦学术思想的文章，以飨读者。
古希腊曾有一位诡辩家常问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一个人：“人人都说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那么你是否停止打你的父亲？”这个问题的刁钻之处在于，无论你给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回答，你都是在承认问话人预期的答案。借用福科的话说，问话人看似给了你充分的选择余地（自由），但他的提问其实是在暗中对你实施着“管制”，你的自由度实际上是囚室大小向囚犯允诺的自由度。
在华勒斯坦看来，自19世纪起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同样实施着不易觉察的“管制”。由于这些强权隐秘到难以觉察，所以研究者“认可”这种强权的方式就是对它们浑然不觉。研究者看似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但由于管制的严密和巧妙，这种研究是没有实质性结果的。而要想真正找到自己的答案，研究者首先必须摆脱由学科机制决定的提问方式的管制。比如在上面这个例子中，被问者必须看到问题给自己施加的“局限”（“圈套”）：“停止”还是“没有停止”，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打（过）”还是“没有打（过）”，这才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被提问者的伪问题掩盖了。
所以华勒斯坦认为，“重新思考”（rethinking）社会科学现存的各种问题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可能使问题难上加难，使解答错上加错。应该做的是“否思”（unthinking）这些问题，即追问这些问题的提问方式，直逼这些问题所由产生的学科机制：“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检讨，以便揭示各种暗藏的、毫无根据的先验假设，这是今日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华勒斯坦对社会科学现状的不满令人想起了康德所说的话：“那些被人接受的方法必定不断造成越来越多的蠢事和错误，那些想象中的成就同那种多得令人生厌的虚构科学一样，即使完全消失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不过，严格地说，华勒斯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激进立场并不具革命性。否定问题历来是解决问题最省力也最有力的方法。分析哲学学派早已为自己立下了这样的“行规”：首先值得做的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审察问题的合法性。他的贡献在于他把“哲学中的革命”（艾耶尔这样称呼本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移植到了社会科学领域。
华勒斯坦的可称道之处还在于：他不是一个以鼓动家身份而是以实干家身份出现的“革命家”。他为建构世界体系论而写下的一系列著作使他在方法论上的主张显得生动和具体。这些著作让我们觉得难以归入现有的哪一种学科，而这正是其挑战性所在。人们可能会说，他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多学科学性”色彩，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正如他所说的，对“多学科性”的追求本身暗含着对既成的学科划分之合法性的承认。以盲人摸象的故事为例，各个盲人对于“大象像什么”的断言可以看作他们所代表的“学科”对于大象形体的结论，而一个明眼人对于大象形体的结论并不是出自盲人们的各个“学科”的叠加。“像一堵墙”、“像一把扇子”等结论加不出完整的关于大象形体的结论。
社会科学现有的各学科之所以对于自身领域的自足性有一种天真甚至傲慢的自信，恰恰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不曾仔细审理过这种学科划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一种身份焦虑之中。在它之前，已经有一种科学——自然科学诞生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是一种与空间和地域无涉的科学（比如，由于引力是“万有”的，牛顿力学不必特意关心某个地域的某个物体）。自然科学的普适性和它可以派生出有明显实效性的技术的独特优势使它既在知识领域又在社会领域获得了难以动摇的霸权，后起的社会科学要想在社会和知识领域确立自己的合法身份，就必然一方面努力使自身免除地域性色彩，另一方面能够对各种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预言。
同时，社会科学还必须将自己所追求的普适性与哲学、神学所自我标榜的普适性区别开来，这就要求自身实证性地从个别的经验材料中寻求这种普适性。自然科学的普适性来源于它对极为具体的对象——不是某物，而是某物的某种属性——的关注，以各种属性为对象的研究思路逐渐形成了各种学科。自然科学的学科划分的有效性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相信：只有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社会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这样，社会被理所当然地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独立自主的领域，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最具量化的可能，而且其有用的程度也与自然科学接近，所以被认为是首要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三门社会科学。然而问题在于，自然科学所断言的普适性和可预见性是就某一属性而非整体的自然而言的，比如任何物体，不管它是苹果（生物学关注的对象）、石头（地质学、化学所关注的对象），它在力学上都遵守万有引力定律；而社会科学所期待的普适性和可预见性常常是就社会整体而言的，所谓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的现象极少是自主性的，基于单一的学科立场的普遍性预言难免落空。
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对于普适性的追求以及对于学科领域的划分，都是认可自然科学的强大霸权，即认可自己是一块处自然科学管制下的“知识殖民地”的结果。它无视和遗忘自己的特性，在霸主的管制下邯郸学步式地模仿霸主。所以，华勒斯坦对于现实世界的殖民地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这块知识殖民地：“普遍主义是强者给弱者的礼物，拒绝这种礼物是失败，接受这礼物也是失败。”殖民地是一个以不断的努力证明自己永远不能成功的（对于宗主国的）模仿者。社会科学要想真正有所作为，就必须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
事实上，华勒斯坦本人似乎已为社会科学起草了独立宣言：“我们要进一步取消19世纪那种学术上神圣的三位一体概念……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些新的词汇，以让我们可以谈论有关所有社会进程中无穷极的、瞬间的和连续的动态，不管这些社会进程中在这三个被分割的领域之内，还是在它们之间。”他还要社会科学家光大年鉴学派的传统，“寻找一种建基于新知识的新共识，以及一个新的组织结构，这样21世纪的学者将不用再咀嚼19世纪社会科学的那种过时的共识，这过时的共识到了今天已丧失了它的可信性，同时也没有人可以从中获益。”
可以说，华勒斯坦对于社会科学和社会（世界体系）的展望（或者说期待）是一致的，一场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缘政治上的反叛浪潮正在到来。华勒斯坦理论的得失都可以从这种反叛的合法性的有无或多少中究明。
华勒斯坦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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